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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陈良宇案
文章来源:宿城区纪委办 文章作者: 发布时间:2008-05-10   字体: [ ]  
 

一、侵吞民众养命钱 社保基金出现乱局 

1、官员国企私企相互勾结 权钱交易升级 

中共中央此项决定的依据是:根据目前调查的情况,陈良宇涉及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违规使用社保资金、为一些不法企业主谋取利益、袒护有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的身边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亲属谋取不正当利益等严重违纪问题,造成了恶劣的政治影响。(北京新华网) 

至此,上海社保基金案已经臭名昭着。此案中,原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祝均一除违规拆借32亿元社保基金,给民营企业家张荣坤旗下的上海福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用于收购沪杭高速公路的权益。整个案情进展扑朔迷离,涉及金额之巨、影响之大,在上海历史上尚属罕见。而涉及本案的官员、民营企业家与国企老总之间,一改简单权钱交易的老做法,通过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资本运作”,展现出一幅“金融时代”官商勾结的新图景。(北京中新网) 

祝均一成为第一张倒下的多米诺骨牌。之后,利用这笔违规社保基金迅速起家的民营企业家——福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张荣坤也被相关机构调查。由于福禧公司曾是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改制的重要参与方,案情进一步牵扯到了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副总裁韩国璋和董事长王成明。 

2002年3月,张荣坤以32.07亿元收购“上海路桥发展”99.35%的股权,获沪杭高速上海段30年的收费经营权。当时共有3家企业参与竞标,只有福禧是民企。而此时,福禧投资刚刚在上海注册成立,很多人没听说过张荣坤,但因此次收购,几乎在一夜间,使张荣坤三个字传遍了上海滩。事实上,沪杭高速是上海去杭州的主要道路,福禧借此进入了一个“自然垄断”的领域。 

2003年至2004年,福禧投资先后收购苏嘉杭高速公路30年收费经营权的20%股权,至2005年6月底,张投资参与管理的公路里程已达200公里,在高速公路领域的投资超过100亿元,张荣坤被人称之为“公路大王”;同时福禧投资还触及了金融保险业。2004年张荣坤进入机械制造行业,投资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拥有8.15%的股份,是上海电气的第二大股东。同时,张荣坤获得另一个身份:上海电气非执行董事。 

无论是介入高速公路还是首发非上市民企融资券,福禧投资总能捷足先登,一位元知情人士对记者透露,这依靠张荣坤背后强大的关系网。(北京《中国经营报》) 

2、社保基金沦为赚钱工具 违规高危贷款 

事实上,社保基金乱象迭出非是一日,以往都是涉案金额数亿的小案例,而此次上海社保管理中心所牵扯的资金将达到上百亿元人民币,就其投资形式而言,均属高危贷款、借款与投资。这是一个令人揪心的现象,民众的养命钱正在官员与红顶商人的合谋下,成为某些人取之不竭的钱袋子。(广州《南方都市报》)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基金监督司一位官员说﹕“个别地方领导搞工程,见社保基金有钱,一句话就拿来,有关部门既不敢顶,也不向上级反映,几百万甚至几千万就被挪作他用。”(香港《亚洲周刊》) 

社保基金不是用来赚钱的,其根本用途,是用于民众的医食住行。可是,虽说按规定目前地方政府管理的社保基金只能购买国债或者存入银行,提高收益的途径还不多;而全国社保基金虽可投资于股票、国债、企业债券等,但是2005年全国社保基金实现收益率据报导为3.12%,仅仅比同期银行储蓄利率稍高。于是有人将提高收益率摆上了桌面,为此不惜采取各种手段,将之当成了赚钱的工具。此极易使相当多的人失去生活保障,给社会的稳定带来巨大风险。(湖南《潇湘晨报》) 

3、国家资本制造亿万富翁 必须予以清算 

中国知名反腐败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最高人民检察院专家谘询委员会委员邵道生日前在光明网上发表题为“上海社保基金腐败案将‘亿万超级富翁’暴富的秘密彻底地暴露了出来”的文章,指中国已经出现由“不法奸商+神秘的关系资源+难以撼动的权力背景”组成的“腐败利益集团”或“腐败共同体”。用国家资本制造亿万富翁。文章强调,用国家资本来制造亿万富翁的神话是中国社会转型期间的一个怪胎,现在的确是到了彻底清算的时候了。(新加坡《联合早报》) 

邵道生的文章说,这些“腐败利益集团”不仅用共产党的钱去赚国家的钱,而且还用各种各样的红帽子包装不法奸商,如在上海社保基金案中落马的亿万富翁张荣坤,就有“上海市慈善总会的名誉副会长”、“上海市工商联副会长”、“上海公关协会名誉副会长”、“浦东新区政协委员”、“上海市政协委员”和“全国政协委员”等头衔。(英国BBC网) 

二、暴露社会保障软肋 养老金出路何在 

1、民众缺乏社会保障 资金空洞亟待弥补 

或许,上海社保基金案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暴露了中国经济奇迹背后的一面,也即普通民众正在把中国打造为全球的“制造业机器”,可政府并未能为他们建立一套社会保障体系。(美国《纽约时报》) 

世行首席养老金问题专家冼懿敏说,中国的养老金系统在世界各国里是最复杂的。她经过三年的研究得出了一个明确结论:该系统的负担额超过了资产额。造成这种局面的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中国人口的老龄化。去年,中国老龄人口的数字已超过1亿,一些人口统计学家相信,在中国人的生活水准得到明显改善之前,中国将先期进入老龄化社会。(法国《欧洲时报》) 

在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大多数中国人都有“铁饭碗”,可以享受政府提供的各种终生保障;没有也不需要市场化的社保制度。进入八十年代以后,政府不再负担国有企业的福利。现在,政府规定城市就业人员都要参加当地的退休金计画,就业者和他们的雇主均要向个人帐户缴纳资金。中央鼓励全国各地推广人口老化最严重的东三省的退休金模式。他们的做法是:员工向其帐户缴纳工资的8%,雇主再缴纳20%。支取时参保人员每月可得到当地平均工资的20%加上来自个人帐户的一定比例的款项。世界银行和政府部门官员都表示,退休金体系目前之所以尚能维持,是因为它是把在职参保员工帐户里的钱支付给近期退休的人。(日本《中文导报》) 

中国的老龄化正在加速。据世行称,目前,退休人员与参保人员的比例仅略高于1:3,换句话说,差不多是每位退休人员由三名参保人员供养。到2010年时,这个比例将达到1:2,而到2030年时,随着计划生育政策在人口统计学上的效应开始明显显现,这个比例将上升到1:1。在这样的严峻形势下,普遍存在的挪用养老金的现象导致该系统的资金空洞进一步扩大。(美国《华尔街日报》) 

2、资金“保值增值”压力 恶性循环令人忧心 

在近年来建立社保体制的过程中,中国是在推行以个人帐户为基础的基金积累制,以期解决往昔由企业“现收现付”引致的巨大养老金支付缺口和激励不足等问题。然而,随着积累的增加,围绕社保基金的违规犯法案件也在不断增多,且大量发生在地方社保系统。(英国《泰晤士报》) 

如今,祝均一案爆发,显示这类违规滥权事件不仅发生在内地欠发达地区,而且发生在上海这类公认管理水准较高、社保基金较为充裕的大都市,备生。更重要的是,与这种现象相并存,中国的养老金还存在过于分割、覆盖面狭窄、统筹赤字过大、个人帐户过小及“空转”等现实困难。资金的短缺,使积累部分的基金“保值增值”压力增大,更成为基金主管者们高风险运作的藉口;高风险运作的损失,又引致资金加倍短缺。如此循循相因,后果会相当严重。(北京《财经》) 

3、“泛行政化”制度漏洞 造就违规操作空间 

尽管经过大规模的整顿和清理,时至今日,挪用、盗用社保基金的大案仍时有发生。究其根源,与社保基金的管理架构错位密切相关。(上海东方网) 

目前,每个人的社保基金都由当地的社保基金管理中心代为管理。各级管理中心的归口管理单位为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该中心是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直属事业单位。各地管理中心目前大都也为事业单位编制。而这些大大小小的管理中心却承担相当多的行政职能,与政府有着千思万缕的联系,有的甚至就是政府的一个部门。(北京人民网) 

这种“泛行政化”的制度设计,在没有法人资产和独立的经济利益约束下,不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社保基金管理中心很难建立起有效的监督管理机制、规范的会计审计、资讯披露制度和风险防范机制,即使有健全的法律法规也极易成为美丽的陪衬。 

既不是独立的金融企业,也不是政府机构,社保基金管理中心这一政府直属事业单位的面孔,使其既难以保障社保基金所有者的权益,又因缺乏监管而不具备承担金融风险的能力。而在实际运作中,社保基金的所有者——每一个社保基金的缴纳者始终无法拥有真正意义上的管理和监督权。因此,社保基金在地方或部门利益的驱使下,常常会被当作“准”政府资金支配使用。(广州《南方周末》) 

三、监督问责未健全 社保基金大案频发 

1、“自己管理自己”模式 问题根源所在 

仅今年上半年,中国就已经曝出一批社保基金案:①、河南省濮阳市劳动保障局以减免企业应缴870多万元养老保险费为代价换取6辆轿车使用权案;②、黑龙江省阿城市社保局将918万元借给企业用作流动资金和担保利息案;③、浙江省温州市劳动保障局计财处用社保基金600万元购买国信优先股案;④、四川省眉山市青神县政府挤占挪用社保基金1245万元案;⑤、湖南省益阳市大通湖区北州子镇政府套取社会保险基金69万元案。 

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从建立至今,已经十五年了。在这十五年间,社保局集社保基金行政主管和投资运营者于一身。尽管政府在社保基金管理中建立了若干管理规则,不过,总的来说,还是处于“自己管自己”的监管模式。这是问题的根本所在。上海社保基金案件正好是这种监管模式的最好诠释,就是说,社保基金管理当局在进行违规操作的过程中没有任何的制衡,所谓的监管形同虚设。(美国《星岛日报》) 

2、社保基金监管虚设 制度漏洞待补 

社保基金有两大特点:一是数额比较大,年年积累沉淀下来的资金总量可观。在许多国家,养老保险金被称为“第二财政”;二是社保资金的积累和支付不同步。对个人来说,资金收、付的时间跨度往往达到几十年。这个时间差的“意义”,一是天然地被一些资金大、周转时间长的重大投资项目青睐,令企业界、资本界的觊觎者垂涎欲滴,二是各类挪用行为发生后,在短时间内无需担心被挪资金的偿还压力,并且“时间差”也增加了挪用行为的隐蔽性。(北京《经济参考报》) 

从上海社保腐败窝案目前披露的案情看,正是由于官员与“红顶商人”的勾结,才导致上海年金中心将数十亿的资金“大手笔”投资高速公路,甚至进军电气市场。在这整个过程中,公众对社保资金的流向是不知情的。社保资金被秘密拆借,联结起灰色资金链条,并以此搭建起权钱交易的桥梁。社保资金不透明的管理状态,直接构成了官员与“红顶商人”违规支配社保资金的黑幕,致使劳动部和财政部1994年就已出台的关于社保资金收支两条线的规定,形同虚设。(北京《中国青年报》) 

因此,社保基金必须有一个健全的监管制度作为“管家”。然而,现状却是中国社保基金的管理体制、监管体系都不完善。在管理体制方面,目前各地积累的社保基金由各地管理,地方社保基金管理部门(一般直属于当地社保局)集运动员、裁判员于一身,呈有机可乘而无人监管状态;在监管体系方面,地方的财政、税务、银行、审计、工会等多个部门都参与管理,实际操作往往造成“九龙治水”、职责不清,“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你我他互不得罪”的心态比较普遍,带来的后果是管理部门很多,而发挥作用的很少。(北京《经济参考报》) 

3、规范社保基金运行 亟需专门法律 

现行的社保基金,需要一部专门的法律,对社保基金的法律地位和基本原则做出较高法律层级的规定;现行的社保基金,需要一部专门的条例作为基金监督的实体法,明确法律责任,确定监管主体,规范基金的征缴、管理、支付、运营等行为,并对社保基金的投资运营作出制度性规定,让管理权和经营权有效分离,并要设定“不损本金”的底线等。而只有通过“前门抓应缴尽缴,后门堵管理漏洞”,腐败的几率才可能变小,社保基金的缺口才有望变小,民众才能对未来的养老充满信心。(北京《中华工商时报》) 

四、整顿吏治决心已下 北京反腐动真格 

1、堵截涉案官员出逃 上海特警严守机场码头 

日前,中共中央纪委常委干以胜就上海一把手陈良宇被调查一事回答英国路透社记者问时表示,随着该案调查工作的深入,案子还可能会涉及到一些人,中纪委都将会依纪依法严肃处理。干以胜宣称,“随着调查工作的深入,这个案子还可能会涉及到一些人,不管涉及到什么人,我们都将会依纪依法严肃处理,对于腐败分子,我们一定严惩不贷;对犯错误的同志,我们将尽力地教育挽救”。(北京人民网) 

在上海,目前已知多名高官正接受调查。为防涉案官员出逃,机场码头已有特警守卫。星岛网报导,上海区局级以上官员的护照、港澳出入证已上交统一保管;副市级及以上官员,若需出境出国,则要上报中纪委和中组部审核。 

据称,上海市近期已有三个赴欧洲、澳洲考察的市政府代表团被下令暂停。中央派出的多个调查组目前正云集上海,展开各种调查工作,调查组包括中纪委工作组、中办及国办调查组、监察部蹲点组、审计署工作组等。(香港中评社) 

2、多名高官相继落马 昭显中央整顿吏治决心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9月25日被免职之前,6月11日,北京市副市长刘志华因生活腐化堕落被免去职务。8月初,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副院长雍战胜也因为贪腐问题遭双规;一天之后的6月12日,原天津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李宝金被发现涉及天津市一些房地产贪腐问题,正在接受调查;7月17日,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祝均一涉嫌违规使用32亿元人民币社保基金案下马。之后,被指利用这笔违规社保基金迅速起家的张荣坤也被调查,案情进一步牵扯到了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副总裁韩国璋和董事长王成明;8月22日,曾长期担任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秘书的秦裕涉严重违纪,正接受中共中央纪委调查。(泰国《亚洲时报线上》) 

9月16日出版的最新一期《求是》杂志刊发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吴官正今年8月在纪检监察干部培训班上的讲话摘要。吴官正指出,纪检部门要继续保持查办案件的高压态势,要深挖腐败分子,震慑腐败分子,让他们政治上身败名裂,经济上倾家荡产,思想上后悔莫及。中共高层向有通过党报党刊发表文章表态的传统,吴官正这段高调宣示在当前大陆一片“和谐”的政治语境中相当引人注目。而据泰国《亚洲时报》解读,这预示着中纪委查案不上政治局委员的红线的问题,可能有所突破。(香港中评社) 

3、地方党委换届排毒 北京反腐败向纵深挺进 

在今年地方党委换届稳步推进的同时,中央加大了对高官队伍的反腐和排毒力度,以期为十七大的顺利召开创造良好的吏治环境。值得留意的是,今年新一轮反腐行动,以京津沪三个直辖市为重头。分析指,在北京副市长刘志华落马后,中央反腐败正在向纵深挺进。(香港中评社) 

熟悉中国政情的人士分析,中央在推进党委换届的过程中,加大对涉腐高官的查办力度,表明了中央反腐败的决心,对领导干部起到了“敲山震虎”的警示作用。(香港《文汇报》) 

中国官方新华网日前发表署名文章说,中央查处陈良宇的决定,彰显了依法治国、依章(党章)管党的决心。“不论是谁,不论其职务多高,只要触犯党纪国法,都要受到严肃追究和严厉惩处。”公权不受限制的扩张,公民利益必定受到侵害,执政为民就会成一句空话。 

文章说,“不论是谁,不论其职务多高”,这句话给了依法反腐最大的空间,也让腐败分子心理的侥幸空间受到打压。找“贵人”相助,如果“贵人”真的相助,无论这“贵人”是谁,都要倒台。这只能让腐败分子更充分地暴露,让腐败者付出更高的成本。(香港中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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